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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泰斗談監理,值得監理人員一看!

發布時間:2016-7-13

摘自山東省建設監理協會網站
★丁士昭教授簡介★
1963年畢業于同濟大學建筑工程系。1985年獲聯邦德國達姆斯塔特技術大學工學博士。現任同濟大學工程管理研究所名譽所長,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建筑經濟、項目策劃、項目管理等方面的研究。任建設部高等院校工程管理專業評估委員會主任等職務,兼任國際建設管理學會 (IAPMC) 副主席、常務理事,中國建筑學會建筑經濟學術委員會常務理事等職,具有德國、英國、美國、日本、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專業執業資格。主持研制和開發了“上海地鐵工程項目管理信息系統”等十幾個項目,出版了《建筑經濟》、《建筑工程項目管理》等十幾部學術著作。主持了上海市商檢大廈、廈門國際會展中心等大型建設項目的項目管理。主持了上海地鐵一號線建設的組織策劃、深圳國際會議中心等大型建設項目的項目策劃。
 
 
建設監理是一個由多學科,多專業構成的技術密集智能型組織,它在城市建設和工程建設實施建設監理制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一行之有效的建設管理制度和項目管理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特別是發達國家推崇已有上百年的歷史。我國于1988年開始工程監理工作的試點,至今經歷了準備階段(1988年)、試點階段(1989-1992年)、穩步發展階段(1993-1995年)以及全面推廣階段(1996年-至今)四個發展階段,取得了顯著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促進了我國工程建設管理水平的提高,得到了全社會的廣泛認同。
即便如此,目前社會各界對工程監理的認識還是存在許多的分歧,在監理應處的位置方面,有的認為監理應是獨立的第三方,有的認為應是業主方的代表,還有的認為監理應代表政府等等。思想、認識的不一致,影響了工程監理行業的健康發展。鑒于此,本刊特別采訪了同濟大學工程管理研究所名譽所長丁士昭教授。中國改革開放30年也是工程建設大發展的30年,丁士昭可謂是我國工程管理領域的著名學者和學科帶頭人。是他不遺余力地把國際化、現代化的工程項目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管理技術引進中國,進行傳播和實踐;在中國前所未有的工程建設高潮中,他不畏艱難地引領著工程項目管理的進步。
丁士昭是中國第一個獲得英國建造學會資深會員資格的人,這個學會在國際工程界具有崇高的威望。近20年來,丁士昭組織他的研究所為政府機構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建議書、研究報告,政府部門也常常把他請為座上賓,向他征詢意見。他于1999年為建設部主持完成了題為《國際建筑業管理體制、法制、機制的研究——曁對跨入21世紀中國建筑業管理改革的思考和建議》的報告,朱镕基總理對此做過批示,要求各單位學習。該報告的內容至今也毫不過時,中國建設工程中揮之不去的弊端,可參考此研究成果,尋求解決的辦法。
記:丁老師,您是將監理制引進中國的理論奠基人之一。請您能回溯一下我國建設監理起步的背景和契機。
 
丁:監理制度在中國得以產生,特別是在中國建設監理行業的推進的過程中,第一功臣是建設部的甘志堅部長。當時,國家發現我們的投資效益很低。一半以上的錢沒有形成固定資產。投資效益這么低,甘部長很著急。他當時由國家計委調任建設部任副部長,他就給中央寫了一份函,中國要提高基本建設的效益,要推行國際的慣例,對基本建設行業要進行監督和管理。他認為,監理是監督和管理基本建設項目。基本建設是一種投資活動,建設是設計和施工,這兩個是不同的概念。建筑業是一個行業,基本建設是國家的投資活動,整個投資效益要提高。李鵬總理對甘部長的函進行了圈閱并予以贊同。建設部在他的倡議下,建立中國的建設監理制度。1988年建設部成立了建筑監理司,并聘請了好幾位資深的專家任司的骨干。1988年我在德國搞科研,受邀回國一起參加相關工作,甘部長接見了我。


記:您參與過我國建設監理諸多理論與法規的討論、制訂,期間您對建設監理初期的定位有自己的見解。
丁:是的。1988年我還在德國,同年國家組建成立了建筑監理司,并推出了第一個監理文件,將監理的定位定在三個方面:1.對投資行為進行監督和管理;2.是對國民經濟投資方向和進行監督和管理;3.對建設項目進行監督和管理。當時我就對甘部長講,定位很重要,不是說越大越廣越好。其中,主要的一點建設監理應當代表業主的利益對設計和活動進行監督,而不是監督業主。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后來在合肥組織的第一次監理工作會議上對247號文件條款作了深入討論,明確:監理代表業主的利益,對建設活動設計和施工進行監督,而不是對業主進行監督,并最終確立監理應以國際項目管理的標準來定位。
我國建設監理從1988年開始進行試點并推行,到1996年具有中國特色的工程監理理論與體制初步建立起來了。從字面上看,“工程項目管理”似乎是一個簡單的詞組,識字的人都不難理解,但對專業人士來說,絕非簡單,它是一門學問,包含有先進的理論和技術,它致力于資源的節約,為工程建設的高效率運轉服務,它所追求的目標是項目在建成和使用后最大限度地達到增值。
記:是什么情況下,開始對我國建設監理重新反思?
丁:2000年。俞正聲同志任建設部部長時和幾位副部長組織一次專家會議,就監理的建設問題進行探討,我參加了。我在會上明確表示,現在監理定位方向和預定的標準定位背道而馳,從當初的基本建設項目監理逐步變為建設工程施工階段的監理直至走到現在由過多強調旁站。2000年頒布了《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后,使建設工程監理活動又走上規范性操作,但仍有諸多不足之處。
1999年前后中國發生了很多大型的事故,中央壓力很大。國務院領導說:為什么人家的路不塌,人家的橋不塌,人家的房子不塌,我們怎么造什么塌什么?建筑業改革的失敗導致了一系列的問題,不僅是安全事故問題,還導致了監理存在的相關問題。監理行業不被信賴,不是行業的原因,而是這樣的大環境造成的。
記:您認為我國目前建設監理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
丁:問題談了十幾年了,不能說建設監理越來越不行,問題的根源是我國建筑業的大環境。我國的建筑業改革把勞務層和管理層分離了,把建筑業中的生產力幾乎全部變成農民工,建筑工人都是亦工亦農的,多數沒有學過專業的技術,這樣的局面不出現大的事故奇怪!這種“兩層分離”我個人認為是是大錯特錯,讓監理來監督農民工,淪為“旁站”,哪有這種機制!沒有一個國家產業工人是分離的。這是我們建筑業的癌癥。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對自己的病癥不知道,治標不治本。建筑業的問題一定要看到深層次,這也是我們的建設監理為什么會滑到旁站的原因。


記:監理正確的定位應該是怎樣的?
丁:應該是按照工業發達國家現行的項目管理標準來定位,最初確立監理制就是這樣考慮的,可參考FIDIC(菲迪克,國際咨詢工程師聯合會)的有關文本。后來就提出了“三控制兩管理一協調”。質量控制,進度控制,費用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安全管理組織協調。現在中國的監理、項目管理兩塊都變得邊緣化了。不應該放棄監理而轉向項目管理,最初搞中國建設監理定的范圍就參考了國際建設項目管理。


記:在工程建設項目上,監理應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呢?
丁:按照國際慣例來(FIDIC)講。項目管理應承擔的責任有三條:一、由于項目管理工程師的犯法行為造成甲方的損失,他要承擔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二、由于項目工程師直接指示造成的工程事故引起甲方的損失要承擔經濟責任和法法律責任;三、由于項目管理工程師的重大失誤造成工程事故造成甲方損失要承擔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這三條宣傳了幾十年了。
 
記:監理單位要不要對安全生產承擔責任?承擔多大的責任?現在一直存在著爭議。
丁:是的。現在很多地方制定的“監理安全細則”和“監理操作規程”都從不同程度上將監理的責任任意擴大化。只要是監理審核過的方案出了問題,一律對監理企業實行很重的行政處罰。這將必然導致監理工程師在審核安全方案時,無限制的要求承包商提高安全系數而無視安全成本,不利于整個工程項目的正常順利實施。按國際規律:“誰設計誰負責,誰施工誰負責”,不是監理公司和監理工程師與施工單位一起承擔安全責任。監理不能管做不到的事情,只能管可以做到的事情。把一些超出監理能力的事情硬按在監理頭上,是對整個監理行業的傷害。


記:現在建設監理隊伍和從業人員是否存在素質問題?
丁:這是一個派生出來的問題和現狀。整個監理行業的要求很高,考試的門檻和標準都很高,人員隊伍的考核制度是不存在問題的。但是由于監理待遇的定位太低,人員的薪資在不斷的下滑,最終留不住人才,優秀人才不斷流失。再加之監理現在所承擔的責任不斷加大,低報酬高風險,高要求使得許多人不愿加入到監理的行業中來,人員不斷減少。整個行業在走下坡路,行業在下滑,可是要求又很高,很多人就不愿意進來了。
在此基礎上我還要補充一點與與監理有直接關系的,就是要讓建筑業作為支柱產業,就要使它有自己的生產力。要有勞動者,要有熟練的工人,技術工人要恢復考試。經過考核,要持證上崗。這條改正可能要花若干年的時間,培養產業工人,要與農民工講好,你要做工人就要考核。這點不改再站一百個監理也是沒用的。


記:如何才能改變目前監理的狀況?
丁:改變目前的狀況,必須做到以下幾點:首當其沖的是,監理必須按照工業發達國家現行的項目管理標準不要偏位,代表業主的利益,對建設項目進行監督管理。第二點是要堅持誰設計誰負責,誰施工誰負責的原則。淡化旁站。第三點要重新培養產業工人,嚴把質量關。工人必須持證上崗,做到應知應會。第四點就是要摒棄兩層分離。第五點監理企業也要在正確標準定位的指引下從事相關工作。對這一點要從政策導向到實際執行要上下互動,將錯位的監理定位重新導入正軌,這項工作是非常艱巨和耗時漫長的,我們必須要有耐心和信心。
 
 
記:現在業內好多人提出要修改《建筑法》,您怎么看?
丁:《建筑法》是我們國務院法制辦制定的。我陪國家法制辦的領導到國外考察,考察期間法制辦領導對我說,國家這么多行業的法律最差的就是《建筑法》。當時建筑業市場很混亂,建筑法的修改和修訂難度很大,存在很多問題。現在看來,根據形勢的發展,作為我國建設領域的一部大法,確實有很多值得進一步探討和修訂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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